泛舟九曲，可在两岸壁立千仞的峰腰洞穴内，发现一艘又一艘的“仙舟”，或深藏洞内，如遨游归来安然憩息；或微露穴外，似穿云破雾，凌空欲航。８００年前大学者朱熹就发出过“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的浩叹。

这仙舟实是一种葬具，称为架壑船棺，源于一种奇异的葬俗。作为一种古文化遗址，它对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还能为人们研究古代武夷族先民的生活、社会、意识形态等提供翔实的材料。

船棺，是古代武夷山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大景观，曾引无数诗人骚客为之吟咏歌唱。千百年来它一直为神话的祥云所缭绕，投影在每一个过客的心底，引起一阵又一阵神秘的颤动。而现代的考古工作者，终于使它复归于原本，揭示了它真实的面目。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对观音岩、白岩的两具船棺进行了科学考察；发现船棺的结构形制复杂，棺内外曾经刨光，棺身与棺盖以精致的子母口套合。专家们推论这种制造技术非石器时代所能完成，应属于青铜器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应是阶级社会、而非原始社会的遗物。

考古工作者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船棺的年代予以测定：观音岩一号船棺距今为3840±90年，树轮较正4198年(北京大学1973年测定)。白岩二号船棺树轮较正3445±150年(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1978年测定）。这两组年代数字完全出乎考古工作者的意料之外，意见纷纷。

蒋炳钊先生判定船棺的年代应“上溯到西周，下限可能延长到春秋，甚至可能延续到西汉。”也有人以为“应定为西周至春秋时期为妥”。

辛土成先生认为：“其上限为‘道阻未通，川雍未决’之时；其下限当在越(亡国，子孙)‘走南山’的这一支到来之时”(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0年左右）。据记载，有的船棺内曾有炉鼎、铜磬之属，可能属于越人南迁后的制品。

曾凡先生以为可能“属殷商时期，这种葬俗定和彭祖(集团)和巫彭氏有关。也许是一脉相承的，这些船棺应有其时代的先后不同”。

邓少琴先生以为上限可追溯至殷商前期，下限有可能延续到西汉。

石钟健先生以为船棺的年代与越人始祖无余同期，可能始于夏代早期。

有的只认定，“它应该是属于金属时代；而不大可能是石器时代的东西。其下限不晚于西汉”。有人以《稽神录》中载过“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而推论可能延续到汉以后。

近年来，在武夷山脉北坡的贵溪仙岩，人们对类似的悬棺进行了考察，一致认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从各方面类比，武夷山的悬棺葬都要原始的多，因此武夷悬棺完全不可能是周以后才出现的遗物。

武夷山的悬棺，始于何时呢？仅止于距今约4200余年么？由于该船棺造形、制作已臻完善，可见在此之前当有一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武夷山还能追寻到它的源流？又能追溯多久？

武夷族先民将自己虔敬的葬礼，提炼成对生命的礼赞和祭奠；以自己非凡的想象力，执着地完成了关于宗教和信仰的实践；以自己非凡的创造力，为后人开拓了一个博大深邃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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