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座山，这山的个头很小，只有一百多米高；这山的名气也很小，只有山脚下村里的人知道。山叫“官印山”，因为山的形状看起来像印章；村子叫“曹墩”，却至今没人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在官印山的周围有五条蜿蜒盘旋的山脉，高峻而辽阔，官印山被它们围在当中，好像不小心闯入鹤群的小鸡。村民们却说，这几条山脉像一条条巨龙，而官印山是他们庇护的龙珠，有了这颗龙珠，一条条巨龙才活了起来。
因为官印山在曹墩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开始有人想在山中建墓，好让自己长眠于此还能福佑后人。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便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直到有一天几户人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厮打中忽然天降暴雨，山上泥沙俱下，将这伙人一起冲到了山下的河中，露了几下脑袋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村民们认为这是触怒了山神，从此不敢再提建墓，而是在山上小心翼翼地种上了茶树。没想到，这样一来便仿佛有了神灵庇护，茶树长得郁郁葱葱，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村民们惊喜交加，纷纷开垦茶园，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山里有个庙
山里有座庙，叫“鸣山庙”，是村里各家凑钱建起来的。鸣山庙供奉的不是普度众生的观音和佛祖，而是一个长工。传说这个长工家里很穷，没有地，就靠给别人打工过活，他还经常主动帮助别人，常常不取分文。更重要的是，他吃素。一次，东家的女儿想试试他是不是真的那么虔诚，悄悄地在他的饭下面藏了一条小鱼。长工吃着吃着发现了这条小鱼，就夹着它走到河边把小鱼放在了水里，说：“还不快去！”奇怪的是，那小鱼竟然身子一翻，摇着尾巴游走了。从此，曹墩的小河中就多了一种尾巴像烤焦了一样的小鱼，当地人叫它“老佛鱼”，那位长工也因为他的勤劳善良在死后被人们做成了塑像供在了庙里，称作“老君佛”。
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村里的人们都会聚集在鸣山庙，你带一捆菜，他捎一袋米，一起吃一顿斋饭。吃完斋饭，重头戏也就来了。先是两个村民各拿一面小锣，挨家敲上一遍，过一会儿，四个人便抬着“老君佛”从庙里出发，沿着村子走上一圈。队伍很长，前面是孩子们举着各色的旌旗，中间是乐队吹着喇叭，敲着大鼓，然后就是由四个壮汉抬着老君佛，走在最后的是村子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一手拿一只铜盆，一手拿一根檀树枝，为经过的人播洒圣水。老君佛经过各家各户，却不是每一户人家都信奉老君佛，信的人家会在队伍经过自家门口时放上一阵鞭炮，烧上几叠黄纸，更虔诚点的还会摆上供桌；不信的人家则会在队伍到来之前早早地关上大门。
不信老君佛的人家信的是观音菩萨。前些年镇上来了个和尚，要在村里供上观音菩萨。于是在原来的小庙旁边盖起了一座新庙。信佛教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吃斋饭的时候，改进旁边的大门，也不用自己带粮食和菜了。
除了鸣山庙和观音庙，曹墩村在很早时还有一座十里八乡中最气派的古庙，和一座精美无比的古戏台，见过它们的人无不啧啧赞叹。可是，现在都不在了。
被毁的古戏台
古庙和古戏台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庙在村子的后街，叫“文昌阁”，戏台就在文昌阁前面。现在村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还能说出它们的样子。那时他们都还在上小学，学校过“六一”，开大会，就都在戏台上，淘气迟到不完成作业的，也会被叫到戏台上罚站。据村民回忆说，过去福建省分八府，这个戏台是四府中最有名的，雕梁画栋，精美绝伦。台前是两尊气韵生动的木狮子，台旁两侧各有一个景德镇制的开口大笑的弥勒佛。为了使音响效果更为清晰悦耳，台下还埋了八口大缸。屋顶盖的是空心彩瓦，屋脊上安放着的也是景德镇产的青瓷镏金吉祥物，屋檐下还挂着一个精巧玲珑的木雕鸟笼，台上有人唱戏的时候，里面的小画眉就会一动一动的。“文革”时，红卫兵小将们喊着：“砸碎上层建筑！”便将整个戏台砸掉了。有一口大缸，几个人用大铁锤都砸不动，加柴火烧了两天两夜，一泼凉水，便裂碎了。
“文革”前，村里有个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戏团，成员大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虽然是在福建，演的却是赣戏——或许是因为武夷山离江西省不远的缘故。戏团里生、旦、净、末、丑一应俱全，乐队也是本村人。那时村里人会乐器的不多，但有个能人叫应寿南，这个人能手脚并用，同时演奏五种乐器，井井有条，丝毫不乱。逢年过节，剧团都会在戏台演出，平时也会有村外的戏团过来。听说有戏演，周围村的人就会早早地赶来。演出时，戏台两侧各挂一盏大气灯，台下卖瓜子、卖糖果点心的来回穿梭，台上演员卖力演出，锣鼓震天，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然而现在，当时幸存下来的少量文物早已被文物贩子收走，不知道卖到了哪里，古戏台遗址上被改建成了小学，只有个别村民家中还保存着一两块当年戏台屋顶上的彩绘空心砖。
建造这戏台的时候花了不少钱，可钱不是村里出的，而是当时一个叫彭恩庆的村民自费出钱盖的，他家有个规模很大的茶场，但据说修戏台的钱并不是他卖茶叶挣的，居然是他一次偶尔赌博赢来的。
彭董望族
以前，彭董两姓是曹墩村里的望族。那时，有钱的大户人家住在村东，门口有青石牌坊，多是四进四出的大房子。房子都是纵向延伸的，越往里走，台阶越高，每上一级，便是一进，意为“步步高升”，主人都住在第四进。要想进门，先得迈过一尺多高的门槛。
村中部集中了卖豆腐的，弹棉花的，打铁的，抓药的等等这些小商铺，商铺上面是吊脚楼。村西头比较特别，外来逃荒的占了一半，过着倒霉日子的杂姓人家占了差不多一半，都是些小矮平房。曹墩村的地势很平，从东头到西头落差仅仅半米，可从这些房子的房顶上看，从东到西却是一道斜坡。
曹墩村的第一任村长是彭家的人，都叫他“彭老祖”。彭老祖刚到曹墩时，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他发现曹墩的茶叶长得好，于是就开垦茶园，以卖茶为生，每天五更不到，便用扁担挑着一担茶叶四处吆喝：“卖曹墩茶叶啦！”后来曹墩的茶叶被外国人看中，彭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了。彭老祖的儿子们一个个长大，各自娶妻生子置房，人丁逐渐兴旺起来，彭老祖也就成了“村长”。
彭老祖最大的遗憾是小儿子彭士炜死得太早了。彭士炜性情温和，才华横溢，人称“武夷秀士”。他死时才二十岁，刚娶了从小青梅竹马的媳妇衷氏不到两年。彭士炜死时他们的儿子刚三个月，起名彭朝壁。过了没有两年，彭老祖也死了，彭老祖的另一个儿子彭士轩当了村长，这一当就当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彭家人带领曹墩村开垦了茶园，村民的生活好了起来，人口也逐渐多了。彭士轩后来也死了，他的侄儿当了村长，这个侄儿就是彭朝壁。
董家是从江西移民到曹墩的，最先到曹墩村的被称作董老祖。董家世代是读书人，曾经出过一个大人物董天公。董天公是董老祖的儿子，注释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著作有《石鼓图记》、《金山志》、《留云诗抄》等等。他历时多年考证、编纂的《武夷山志》八册二十四卷流传至今。
董天公的名气很大，连皇上都亲自召见过他。那年河北香河县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旱灾，入夏后三月不雨，地裂得像小孩子的嘴。不久又闹起了蝗灾，蝗虫个儿很大，成群结队地覆盖了一块块庄稼地一片片茶树林。不消一个时辰地里的庄稼和茶树就没有了。时任县令的董天公察看灾情之后发出一张告示：凡有民能捕蝗来献者，蝗一升赏钱若干。于是村民们夜以继日地大举捕蝗，用捕到的蝗虫换钱购粮度日。不出几个星期，蝗虫居然没了。
董天公治蝗使村民摆脱了困境，也因此受到了皇上的召见，加官晋爵。说来也巧，他的长相酷似皇上。皇上对他更是喜爱，打算给他继续升官。一天，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董天公，入座后，皇太后就把自己的铜水烟袋递给了他，董天公下意识地掏出手绢在铜烟袋嘴上擦了擦，这个举动被细心的皇太后看在了眼里，皇太后心想，到底不是亲生的，还嫌我脏呢。结果董天公只得了个“御弟”的称号，升官的事却从此再不提起。
尽管如此，董天公依然受到曹墩村民的爱戴，一直把董天公引为全村的骄傲。董天公晚年回到了曹墩，六十八岁去世，他的墓在曹墩村的官印山脚下。
“小九曲”始末
从彭家端走村长交椅的是董天公的儿子董子霖。董子霖三十来岁随董天公从河北回到了曹墩村，是个秀才。董子霖觉得村里的事总让一个卖茶叶的指手画脚，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便叫仆人推着两石稻米送到了乡上换回一纸文书，在村后街的庙前一宣布，彭家当了几十年的村长就没了。
董子霖当了村长以后，开始村民们对他客气而疏远。后来逐渐发现董子霖虽说是个外乡人，可村里的习俗、规矩一点没改。这个新村长虽然有些固执，却很和善。他为村里订了村约，规定了包括生产劳动，读书学习，道德礼仪，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行为规范，还召集村里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人们到后街的庙前集合，亲自授课，逐条解释村约的含义。有了村约以后，村里偷鸡摸狗的事少了，打架斗殴指街骂巷的事不再发生，曹墩村的人都变得彬彬有礼了许多，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小了。
彭家不当村长了，好在家里还有生意，后代们也都有出息，有的还到外地做官去了，日子过得很平静。可是有一件事，竟然让彭董两家打上了官司。事情是这样的：彭朝壁生了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一个当了贡生，一个当了县里的主簿，一个成了国学士，一个经营着家族的茶场。这年恰逢祖母衷氏九十冥寿，几个兄弟商量为年轻时就守寡的祖母立一块贞节牌坊。于是上奏到了京城，皇帝下旨建坊。不久，彭家门口就竖起了一座四方柱、双重檐、五米多宽七米多高的石牌坊，中间还镌刻着“圣旨”两个大字。事情到这里还挺好的，可彭朝壁的二侄又在自家门前修了个“小九曲”。“小九曲”引来的河水潺潺流着，水边建了亭台楼阁，还请工匠造了一条船，彭家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可问题出来了，那就是小九曲淹了黄家的一块田。虽说彭家把自家山上的茶园两亩顶一亩赔给黄家，可远比不上原先那块地。黄家找到了董子霖，董子霖决定和彭家谈一谈。但是谈判不成，董子霖一气之下告到了县上。
县官是个糊涂官，断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居然判决既要填了“小九曲”，又把那块被淹的地归村里公用。彭董两家回到村里，都觉得很尴尬，董子霖没帮黄家夺回土地，彭家也没保住自己的“小九曲”。加上之前为争村长结下的怨恨，两家从此更不理睬了。“小九曲”被填平后又建了屋依然住着彭家的后人，被淹的那块地也盖上了村部的房子。当然，这是在彭朝壁和董子霖死后很久以后的事了。
多灾兴村
近百年前的一天，董子霖从镇上回来，一向沉着冷静的脸上竟写满了惊恐，村民询问起来，他两眼呆呆地说：“皇帝没了。”对村民来说，“皇帝”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只是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符号，因此他们像议论一个趣闻一样议论了一番后便抛在了脑后。
皇帝没有了，成立了一个什么政府，收的粮比以前纳的皇粮还多，村民们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很困难。乱世出土匪。曹墩村的土匪头子叫朱金标，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朱金标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村里人收些钱和粮食，算是保护费。朱金标为匪也义，他的队伍纪律还算严格，抢劫的对象主要是过路的商人，对于村民只要互相给面子，都相安无事。
董子霖已经老了，他的小儿子叫董谦鹏，三十出头，踏实有主见，在村里上完私塾后，就到镇上读书，后留在镇上做生意。董子霖写信召回了自己的小儿子，董谦鹏回家时，村里的人全都认不出他来了：辫子剪了，长衫换成了一身蓝青色的制服。董谦鹏说：“现在是国民政府了。”他回来不久，曹墩村遭到了一场近百年未遇的洪灾，全村人陷入了一片惊慌之中，束手无策。倒是董谦鹏显得从容镇定，他从屋里抱出木棒、木橼，冒着雨在门前的大树下扎起木筏。他的这一举动启发了大家，于是也纷纷扎起木筏，开展自救。三天后水退去，董谦鹏召集周围邻居帮忙修房，大灾之中体现出浓浓的乡情。董子霖对儿子十分满意，他把村里的事逐渐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做。
世道越来越乱，朱金标的土匪部队仍占着曹墩村，谁来了打谁，也打日本人和中央军。一次，一支装备精良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曹墩，朱金标照打不误，结果死伤惨重，最后只剩了朱金标和四个部下。想逃已被堵死，穷途末路之下，掏出身上的酒瓶，倒在了草垛柴堆和自己身上，朱金标一声令下，轰地一下燃烧起来，曹墩村立刻就出现了几团人形的火焰。
朱金标的土匪部队没了，可曹墩村的灾难还没有完，不久又有一场瘟疫在曹墩村弥漫开来，像河水漫过田亩，像乌云侵蚀蓝天。村里人无不在这场灾难中惊恐战栗。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家已经办不起葬礼了，将死人一包就草草地埋葬了，有的人家死得绝门倒户，以致最后一个人死时无人收尸，古老的青砖马头墙瓦房里，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布满了蜘蛛网，场面十分凄惨。
有人死于混战，有人死于饥饿，有人带着妻小逃走了，更多人染病死了，最后，曹墩村只剩下三十六个人。可是老人们回忆，在瘟疫暴发到最严重时，居然被神奇地控制住了。原来，几个还没染病的村民把已经病重的人身上结成的痂揭掉，放在太阳下晒，然后碾成粉末，再在自己身上划一个口，把粉末涂在伤口上。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可却与后来的现代医学接种疫苗的原理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董谦鹏从镇上赶着牛车拉来了一车石灰。把村里的每条街撒了个遍，街里街外一片耀眼的白色。这种办法最终止住了病魔的脚步，挽救了曹墩村剩下人的生命。
解放后，由于曹墩村土地肥沃，来自浙江、四川、闽南等地的移民蜂拥而至，原来躲避瘟疫的村民也纷纷回乡，村里人口增加到了三百多人，曹墩日益热闹兴旺起来。又过了几十年，现在曹墩村已有常住人口一千六百多人，包括九十多个姓氏，村里四五种方言同时流传。
支书轶事
解放前老孙一家子以要饭为生，后来他参加了八路。胜利后老孙惦记一家老小，就回老家了。可家里日子仍不好过，他记起以前打仗行军路过曹墩，挺富裕的，于是就带着全家来到了这里。老孙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曹墩村的第一任支书。
那年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陆的工作队员派到他家吃饭。陆同志启发他积极揭露地主丑恶行径，提高他的阶级觉悟，然后就发展他入党。老孙曾经是个八路，于是大家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摊手说：“陆同志，我要过饭，当过兵，可没当过支书！”陆同志说：“谁生下来就是支书的？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老孙小个儿，圆脸，见到人还没说话，先笑。老孙刚上任，就开始领着三百多口人干这干那，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喊他“支书”，他不自在，说“叫老孙就行了。”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搞了，大家虽然都承认老孙心眼不坏，可总觉得他没个支书的样子，“连句整话都说不出，坐也坐不住，说话头点屁股撅的！”人民公社成立后不久，老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还经常腹痛。
老孙有个女儿叫凤梅，解放后上了学，在镇上医院当护工，略懂点医学常识。她带父亲到镇上看病，诊断结果老孙得了肝硬化。老孙身体坏了，谁当支书成了一个问题。有人说让董家人当，有人说叫彭家人当，还有人建议叫黄家人当，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时凤梅站了出来，说她想当支书。凤梅那年才二十多岁，继承了老孙的外貌特征，个子短小而粗壮，圆脸圆眼，见谁都笑。凤梅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出去玩了，她却专爱往大人堆里凑，瞪着小圆眼睛听大人们聊家长里短。凤梅爱看报，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者问别人。
凤梅当上了支书，工作搞得还可以。不管怎么说，在四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能够树立威信，独挡一面三十年，那是件很不简单的事。凤梅的支书当了三十年，凤梅退休了，凤梅的儿子，小张当了支书。
卫生所与小黄
一转眼，小张的支书也当了十几年。小张当上支书以后，又接手了母亲的卫生所，规模比以前大了很多。凤梅那会儿就一间小屋，中间摆个桌子，看点感冒发烧的小病。药的种类不多，对付不过来就照着古书去中药铺抓点药。现在小张的卫生院完全是自负盈亏，是小张与他的两个朋友小黄、小杨一起出资合办的。三个人既出钱又出力，既当老板又当大夫。
小黄家的祖辈曾当过曹墩村医生。说起黄家，曹墩村老一辈的人都很佩服，因为黄家祖上有位名叫黄钟彝的，是清代乙酉年考取的拔贡第一名，现在去黄家的老宅，仍然可以看到写着“拔贡”、“文魁”字样的匾额。黄钟彝的孙子黄寿长活了八十多岁，前两年刚刚去世。黄寿长一直保存着祖父在拔贡考试中的考卷，即使在瘟疫肆虐、兵慌马乱的年月带着全家逃往建阳麻沙的途中，多少贵重物品弃之不要，考卷却被始终带在身边。曾经有一家电视台录了一个叫“寻找远去的家园”的节目，采访到了黄寿长老人，就此问及黄老时，他说：“黄家最看重的就是祖上留下的这些东西。”现在考卷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黄家的后人手中。
黄家后人大都很有出息，有的去市里当官了，有的去外地读书了，还有的，比如小黄，留在村里开茶厂。茶厂开了十几年，越开越大，修了房子，买了车子，还有些富裕，就和小张他们合伙开了这个卫生所。小黄发财多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上面下政策鼓励村民上山开垦茶园。那时小黄才十几岁，跟着家里的大人整天在山上忙活，黄家人勤劳肯吃苦，当时开垦了不少茶山。小黄长大后接手了茶山，干得不错，几乎算是村里最有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