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在我们感觉到文明冲突的危险在21世纪是越来越严峻，所以文明对话更为必要。朱熹有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如果你照这个道理去推行的话，四物皆春，所有你碰到的事情都好像春天一样的美好。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在《论语》里面所提出的恕道原则，是文明对话最基本原则。仁道原则，也就是说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要自己能站起来，我要可以代表我个人、代表我们社群、代表我们国家，我们要能够站起来也希望其他的人民，其他的国家也能站起来。我们要能够发达，开创新的价值，我们也希望其他的民族和国家也能开创新的价值。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仁道原则把人当人看，不把人只是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也是康德所谓的把人当作人的这个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恕道原则和仁道原则，可以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基础。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如果能够发展一种和平文化，而不是暴力冲突，那这两个原则要让它尽量的推广。而朱熹的人文关怀是在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毫无疑问，朱熹是孔子以后，在儒家传统里面最有贡献、最杰出、最全面的思想家。我自己本人是在长期研究王阳明、研究陆象山、研究孟子。王阳明、陆象山，孟子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不尽相同，王阳明虽然对朱熹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王阳明非常明确的说出，他是承继朱子思想。所以朱熹成为东亚世界，不只是中国八百年来最重要的儒者。正如陈荣捷老先生所说的，在儒家传统中，孔子以后，影响最大而且在现代的东亚还有非常积极作用的，就是朱子的学说。现在要来讨论朱子学说的人文关怀，我想分成四个简单的课题，也就是孟子所提出来的四大问题，所谓人情之辩、夷夏之辩、义利之辩和王霸之辩。

　　所谓“人情之辩”就是何为人，到底人是什么?这是朱熹在他的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大课题。朱熹在他的学术正式完成就开创了新的视域，是在他38岁到40岁，在大家的材料中也讲的，所谓他的乙丑时代所写的关于《仁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仁说》里面提到天地的生物之心，要使到天地的东西都能够出来，草木瓦石都能够欣欣向荣，这个生物之心，就是老天不要破坏，他就要生长，即使有天灾、地震、水灾，这个是变相，大的传统来看，天是要生命之兴，是要生生不息，这是中国从《易经》以来的伟大传统。朱熹深刻的体会到这个传统，所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不是一个静态的自然，他是要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乃至动物、植物的生命能够欣欣向荣，这是天最核心的价值。因此人是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人有责任、有义务，不仅要安排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同时要能够安排人成为天地化育的一个参与者，甚至是发展者。我们的性情、感情，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一些很直接本能的反应，在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天地生物之心。在这个方面，他说：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爱心扩大，对其他人有同情感，对不好的事情、碰到的灾难有不忍之情。这些都体现了人和天地万物、生物的价值是配合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对人的感情是应该尊重。在很多的学者认为朱熹和宋明理学特别突出存天理、去人欲，表现是一种禁欲，把我们的感情和欲望消除掉，认为它不重要，这是对朱熹的学说非常大的曲解。朱熹的学说非常突出“情”，“情”在朱熹的学说中，在他的诗、文章 、教育是非常重要。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在整个朱熹思想里面，对于屈原在《楚辞》里面所讲的一种悲愤，哀怨之情，他对人的喜怒哀乐都非常重视。但是人的情要经过调节、经过转化、不能够滥情，不能让它泛滥成灾，因此他认为克己，即是转化自己，通过了解而转化自己，这是求仁；求道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的原则。因为在这方面人是体现一种公的价值，不完全私。即使是私也是有价值的，比如我完全是自私自利，在传统上讲起来并不完全是没有价值，至少我奉献社会，不是社会的累赘。但是那价值不如我能使家里的人都能体会一种爱心也更大，所以我把个人发展要联系起家里的人一起发展。能照顾家里的人，在儒家的传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但这个价值还是不够的，假如我们只照顾家里的人，而家里以外的人，如族群的其他人，我们不照顾他，那这价值还不够，还要推到族群，族群还不够，还要推到社会，慢慢地把我们对自己、对家人的强烈感情向外推广。大家都能够向外推，有些人推得多，有些人推是少，这个世界就会和平，这个世界就能体会生命之体质，非常简单但是绝对可能落实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价值。所以从这方面呢，朱熹已经开始把从欧阳修、从张载、从程颢、程颐，所体现出来对《易经》，所谓一阳来复，就是真正的生命组合起来的那个价值。他把它综合起来，提出了他关于人的讨论。这中间当然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主要他说对于人的问题，他不认为人就是一种感性的知觉，他也不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观念的本身，一定能够体现人。甚至他认为只是把人当作“公”还是不够，人呢应该是情，但是这个情若能慢慢的发展出来，那就有“公”的价值，有感性的价值，同时能够有意提升人的价值。所以朱熹所了解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有感情的、有理性的，能够把自己的价值逐渐向外推的人。这个人不仅是一个社会的人，同时在宇宙面对天地万物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所体现的人，在我看来是一个涵合性比较宽广的人文精神下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夷夏之辩”。“夷夏之辩”如果用现代话讲就是何为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在朱熹所了解是人文化成。通过人文来转化我们个人的自然生命，把我们的自然生命转化成人文生命，而人文生命是自然生命突出的表现。这个人文化成基本上就是注重人文学，所谓人文学就是文学、历史、哲学。因为要注重人文学在朱熹的思想里面有四个侧面，他都综合起来讨论。第一个侧面就是关于自我的问题，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朱熹顺着整个儒学的传统特别注重身和心的调节与和谐，不是把身和心分开来，要把身和心配合起来。他所讲的修身哲学，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使你的身体能够健康，你的心灵能够开阔，甚至你的神明像天地万物向外开放的一种心态。所以个人怎么样安排我们的安身立命，我们可以在学术界、在企业界、在政府和各个不同的领域工作，但是我们都要关切我们自我的人格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完成，如何能够在文化的立场上有一种创见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生命如何安顿，怎样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变化，世界和其他人也一直在变化，在这中间找到一种有归属感、有根源性的一种生命价值。在这个情况下，朱熹特别强调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学校、和世界乃至和更宽广的天地有健康的互动。同时，朱熹非常注重人和自然之间能不能够有一种持久的和谐。朱熹最重要思想之一是他的“格物致知”，格物的意思就是尽量来了解自然。在朱熹的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家是沈括，朱熹从沈括那儿接收了非常多的关于科学的知识，他是非常突出知识的重要。探求知识并不是随便的对自然进行一些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已。要能够把对自然的了解有一个综合的理解，要了解自然现象浮面之内的一种内在的结构和内在逻辑，这就是要了解理，理在中国的老传统即是玉 ，它内部的一个结构就是理，理就是要通过自然内部结构的理解来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格物是要尽量去了解外在的事物来追求穷理，追求它内在的结构和内在的逻辑，通过这个努力来发展人的智慧，让人的智慧和自然能够结合。

　　除此之外，朱熹也有非常强的一种宗教体验，他的宗教体验就是对于生死鬼神非常重视。那时候儒家传统有很多只注重生，不注重死，只注重事人而不注重事鬼，这是很片面的。朱熹所了解的是，我们先要能够知生，了解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我们也可进一步了解死亡的意义，而对生命全部的理解，应该对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朱子的学说里面关于生死的问题，讨论非常多。陈荣捷老先生对朱熹的宗教体验做了很多研究。那么另外的假如我们能够事人，就是能服侍人，那我们就可以取得事神、事鬼的条件。假如要真正对人有所了解，我们对鬼神要有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个情况下，朱熹所体现的是儒家最高的人格发展，是天人合一，就是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这和《仁说》里面的天的生物之心，就是一个人做人的爱物之情，而这个爱物之情经过人的努力能够和天道合作。在这个意思下说，他对于人的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乃至人和天之间的关系却很重视，所以他重视屈原，因为他对《楚辞》下过很大的功夫，就对于不能自己的自抑，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最自然表达出来的情，有的是穷而呼天，举首而呼父母，很深重的，不能自主的悲伤、怨恨、失落的这些情，朱熹都非常重视。而这些情有爆炸性的倾向，怎么把这些情转化，变成一种创造力，使得社会能够更和谐。和谐的意思并不是把我们的矛盾冲突完全用简单的方法把它消解掉，而是把矛盾冲突变成一种创造性的战意，使得这社会有动力能够发展，但是同时它是和谐的。

　　第三个关于“义利之辩”。所谓“义利之辩”，就是什么是道德，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操守、有道德的人。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时候，他曾经请陆象山来做一次学术报告。陆象山的题目是以《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义和利分开来，讲得非常动人，所以朱熹最后就请陆象山把他的那一篇演讲稿的大纲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朱熹就把他刻了，在白鹿洞书院前面把它展现出来。在这方面即是说，要注重义，而义是比利更重要。这个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企业界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从事企业、从事商业行为，主要的目的是谋利。那儒家讲义，又不讲利，是不是基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对商人伦理是有矛盾的?不要忘了朱熹所讲的义是大利，义和大利是合在一起的。义和利不是有矛盾，而是唯利是图，只找眼前的利，而对长远的利不顾及，只对个人的利而对任何其他人的利不顾及。这是把利的观念弄得太狭隘。义的观念就使得这个狭隘的利的观念逐渐扩展至更开阔的观念。比如说哈佛最近的商学院，在讨论商人伦理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哈佛商学院在长期训练企业人才，这些人才将怎样为其公司充分发展利润，这就是企业人才，利润越高，才能越大。现在有一个新的构想，企业人才应该是我们为企业界培养领袖的人，不是为企业界只是帮忙公司行号来谋利的人，领袖的人物和真正能为公司行号创造最大利润的人，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一个企业界的领袖，他对利的看法要比一个只是来扩展公司行号的利润的利的看法更宽广、更大。他要讲的是一个公司长期发展的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利，而不是短期的效益，不是获利以后，马上就卷款潜逃。另外，希望这个公司的发展，对其他的公司、对其他的行号也有导引的作用，这个才是领袖。从这个意思上讲，利和义之间复杂的关系，从朱熹的角度就是要突出大利，突出长期、长远的，这样才能体现义。
　　在这方面，他特别提了一个观念，这是朱熹哲学思想上的核心观念，这观念就是“敬”，敬的意思就是对于自己的事情，如从事企业的，对于自己的企业、对于跟你企业在一起的人，甚至对物，自然的物，都有一种“敬”的态度。不把它作为只是自己发展的手段，而把它们都当你能够逐渐发展的助援，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所谓零和游戏就是，这世界只有一百分的资源，你拿了五分，只剩下九十五分；你拿了五十，只剩下五十，如果我拿多，你就少了，你拿多，我就少了。这个叫做零和游戏。

　　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商业行为方面 ，大半的都不是零和游戏，常常都是双赢、三赢、全赢。就是我们能够创造很多的财富供人们分享。在这个情况下，朱熹承继了程颐所讲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他的这个观念，他讲出用敬致知乃盛学始终之要，从始到终，从小孩子在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一直到大人之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敬”的心态一直要维持下来。“未知者，非敬无以知”，如果你不知道东西 ，如果你要学习，要靠“敬”你才能真正学习。“已知者，非敬无以守”，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源，掌握了一些知识，假如你没有“敬”，你无法守住它。你没有这个知识，要靠“敬”来获取它；有知识，要靠“敬”来维持它。

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事实上在我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中间，是智慧最高、涵盖性最广、接触的能力、感觉的能力最强的人。但是他讲的这句话，“为学读书”，你要做学问要读书，“宁详毋略”，要讲得详细一点，不要弄得太简单，不要只是提大纲，要做得详细一点点。“宁近毋远”，要做的东西 ，要看近的。他编了一 本《近思录》，在《论语》里面叫“切问近思”，你问问题要问得非常贴切，考虑问题要考虑得非常近，就是要跟你现在碰到的问题有直接关系。要看到眼前的细的小事，你不要把它看淡，要注重它，不要好高骛远。然后“宁下毋高”，情愿做的工作比较平实，比较低下，而不要弄得太高。再有呢，“宁拙毋巧”，最好还是用比较笨的办法，不要总是找最聪明的办法，也就是说要注重基本功。你要从事学术研究、从事企业，你总是要让基本功能够好好维持，不要放弃了基本功。所以说“为学读书，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朱熹在义利之辩，突出“义”，“义”就是“大利”。 　　他说一个人要求学，应该经过四个渠道，就是《四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 　　第一，应该先念《大学》，《大学》是中国儒家传统最短的经典，只有一千多个字。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有个美国学生，中文并不是很好。他说：“我能不能给你个建议?这次的期末考我不参加考试，但是我利用这个圣诞节假期把整本《大学》背下来，你能不能给我及格?”我说：“你怎样背?”他说：“我就用我全部的时间来背啊!如果你能帮我忙，把《大学》全部录音下来。我回去就什么事都不干，我尽量把《大学》背下来。”我说：“我从前没有碰过这样的事。好，可以。”结果，他回去大概二十多天。回来以后，他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结果他连声调都没有一个错，全部背下来了。他已经是个二、三十岁的人了。小学生大概花一个星期绝对可以全背下来。背下来，就是给你一个蓝图，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给我一个蓝图，你就能了解到一个人要完成人格，至天子以至于庶人，以史为鉴、以修身为本。你如果想像回《大学》，它是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全体慢慢、慢慢发展。这就发展出两个原则。第一，你不能放弃你所有的根源性，对自我，对自我的家庭、族群、亲戚，这个根源性不能放弃。但同时要能够把这个根源性和更宽广的视域联系起来，这是第二点。一方面有很强的根源性，另外一方面有很宽广的视野，意思是说，自我要能够完成自我人格，又要和家里各种不同的感情、各种不同的关系联系。要跟家里的人联系，要跟族群有所联系，但是要跟其他的族群也有联系。一方面有归属感、有根源性，另外一方面又要有更宽广的视域。 　　另外，我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王霸之辩”，特别是经过911以来在美国所出情况。我觉得这个观念，从儒家的传统，特别是朱熹的解释，不仅是对当代的中国、对东亚社会、对亚太地区，乃至欧美，特别对美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霸道，靠权、靠势，把自己的价值、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于人。不了解对方、不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价值和人家的感情。越强越有势，就越能够有发言权；没强没有势，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霸道。 　　王道，如果用现代的诠释，就是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你除了发展你的经济资本以外，你还要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提供我们开这个会，开这个会没有经济效益。但是开会，大家交流感情、讨论学术，就累积了社会资本。这是无形的资本，看不到，也不能够量化。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一个族群、一个公司，有没有这种资源，是这个社会、学校、族群、公司能不能够稳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譬如说两个大学，一个大学有很多资金，另外一个大学资金不够，但是有很多资金的大学，教授和教授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很少沟通；而资金不够的大学沟通得非常好。结果，资金不够的大学的社会资本，要比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的社会资本要高。所以说，除了经济资本，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的能力，一定要培养文化的能力，而文化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你对你自己的语言，对你的历史、对你的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能不能有比较充分的理解。除了智商以外，还要培养情商，或者是伦理的智慧。除了权利的观念以外，还应该有责任伦理的观念；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应该有精神的价值。一个王道的社会，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外，还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智商以外，还要有情商，要有伦理智慧；除了权利的意识以外，还要有责任的意识；除了物质的条件以外，还要有很多的精神价值。 　　所以，朱熹一生，在制度建构、制度的发展上，特别突出仁义礼智的“礼”。“礼”的观念，我们现在的了解是很片面、甚至很肤浅的。大家都了解到五四以来，像鲁迅先生特别批评“礼教吃人”。一想到“礼教”，就是一种压迫、控制人的一种道德、一种原则。但是朱熹的“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最基本的原则。现在用英文，我们认为最好的翻译就是“civility”。“civility”意思就是文明礼貌，这个社会不能完全靠法制而已，而要靠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赖。朱熹去世以前，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给他学生的信，就是希望在南宋能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礼”的研究，“礼”的研究就是使得这个社会能够慢慢地成为真正有文明礼貌的社会。这个有文明礼貌的社会，一定要上行下效，领导人一定要能够以身作则，所以他长期“致君尧舜上”，一直要使到君王的心态能够转换。 　　余英时教授最近花了五十万字来写朱熹的政治哲学；朱熹的一生希望靠道德和文化理念来转化政治，这是他非常高明的一个思想，就是怎样建构一个礼乐教化的社会。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就是他有相当强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一个人、一个社会、国家，他越强、越有势力、越能够掌握资源，他就应该越有责任心、越有义务要使得他的国家本身、和他的国家以外的社会，能够逐渐进入和平。 　　美国有非常大的动力，她是个移民社会，而且有非常杰出的价值。比如说自由、理性、人权、个人的尊严、民主、市场经济。但是美国在二战以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风气，也就是认为美国已经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空，成为教导文明。对于阿拉伯集团、对于儒家文化圈、对于其他文明，不时以教导文明的姿态出现。美国应该成为学习文明；她以前从欧洲，从英国、法国、德国，学了很多东西 。如果美国学习文明，她就可以从现在一般认为的霸道逐渐转化成为王道。现在美国也在辩论：哈佛甘乃迪学院院长Joseph Nye和亨廷顿讲的文明冲突有很大的不同。他就提出，美国应该发展软性的力量(soft power)。软性的力量，不是靠军事，不是靠武力，而是说我们的价值，我们能够身体力行，能够让别人也来分享，真正的心悦诚服。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一定要从教导文明变成学习文明，一定要从一个纯粹用法来控制的社会，变成为一个礼让的社会。她也一定要能够把现在社会原有的不同机制发挥它的软性的文化，就是注重社会资本、注重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不仅要掌握很多信息，同时要把信息转成知识，最难的就是把知识转成智慧——领导的智慧、做人的智慧，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 　　最后，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朱熹给我们的信息——人文关怀——何为人、何为文化、何为道德、何为王道?他所体现出来的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对于宇宙论和人生观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希望至少在文化中国地区，华人的世界、东亚的世界，受到朱熹文化熏陶了好几百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学术界、在知识界、在文化界，包括政府、媒体、各种社会运动，出现一批公众知识分子，大家参加学术讨论来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不能推辞我们的责任，我们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我们不一定要从政，但是关切政治。我们看报纸、看杂志，台湾的选举、大陆的改进、新加坡各方面的东西我们都关切、关心。 　　第二个是参与社会。我们除了我们的职业以外，我们参加社会的工作、我们参加社会的活动。再有呢——重视文化。我们重视文化，我们不是把所有的价值都变成权和钱、富和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既不富又不强，但是他有价值。譬如用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可以从印度学到很多东西，可以从其他的不是如西方、或者日本等，比我们先进、所谓先进就是更强更富的地方，我们可以学到东西，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比较宽广。有了这样比较宽广的视域，我们能做的工作就可以为文化中国储备一些社会资本，培养我们的文化能力，发展我们的精神价值。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虽然是在企业，或者在其它地方，我们可以帮人文方面：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各方面，能够给他们提供好的资源，不仅是物质的资源，而是精神的资源，能够让他们来开拓一个比较宽广的人文视域。如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做的工作，和朱熹的人文关怀，就有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而且，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者：杜维明